
1986年4月26日,車諾比核電廠,蘇聯工程師正在進行停機前的安全測試,但致命的設計缺陷加上人為疏失,四號反應爐居然爆炸了。這起事故最後走向失控,釋放出來的放射性物質,是廣島原子彈的數百倍。
事發地點位於烏克蘭基輔北方、接近白俄羅斯的邊境,但放射性落塵擴散很快,不久便蔓延至歐洲北部與中部。蘇聯當局卻極力封鎖消息,盡力掩蓋這場災難的嚴重性。

數十年來,學界、政府高層、倡議團體持續還原真相。科學研究已經幫助大家釐清爆炸原因,但真正困難的是一層一層揭開那些管理不善、嚴重失職、官方資訊封鎖的問題,而正是這些問題,才讓事故擴大成一場人道災難、生態浩劫與經濟重創悲劇。
其中一大難題就是取得蘇聯的官方紀錄,例如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檔案,大多存放在莫斯科,且僅限少數俄羅斯政府單位查閱。

但歷史還是留下一道側門。由於東德是蘇聯的附屬國,不算蘇聯的一部分,柏林圍牆倒塌後,部分官方文件並沒有轉移,仍留在東德境內。1991年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通過《史塔西檔案法》,解密部分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的檔案。這些文件成了重要線索,因為史塔西與蘇聯KGB在車諾比事件上一直保持密切聯繫,得以讓我們進一步瞭解當時的情形。

過去三年,我持續查閱史塔西檔案,研究東歐共產陣營如何製造假訊息,也曾經與柏林的史塔西檔案管理員交流,並且親自走訪史塔西總部的原始檔案室。
KGB與史塔西往來的文件曾被列為最高機密。當時官方對外聲稱一切在控制之中,但兩大情報機構早就掌握爆炸的嚴重程度,詳細記錄了住院人數、傷亡情況、農作物損害、牲畜污染、各項輻射數據。
不過,這些數字只有高層看得到,KGB與史塔西最大的擔憂並不是人民受到輻射傷害,而是國家形象會受到衝擊。
操控資訊
控制媒體成了首要任務。
蘇聯高層不僅親自撰寫新聞稿,連發布時間都精準安排。某位官員不惜冒險保留了一批機密文件,後來對外公開。從這些文件可以看出,當時的謊言都是經過精心設計。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在與政府高層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直接下令:「對外就強調電廠當時正在進行整修,這樣外界才不會覺得是我們的反應爐有問題。」
同一場會議中,前蘇聯總理芮茲科夫(Nikolai Ryzhkov)甚至進一步建議,新聞稿要準備三種不同版本:一份給蘇聯國內人民、一份給東歐附屬國,另一份則發給歐洲、美國與加拿大。
至於東德,史塔西內部的報告也完全呼應這套說法。雖然政府高層早就獲知放射性污染的嚴重情況,對外卻口徑一致:「完全沒有危險」。當時東德媒體由國家掌控,全面對外散播這些假訊息。
但問題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東德民眾大多已能接收到西方電視與廣播。他們逐漸察覺政府沒有說實話,但他們也知道,西方媒體一向喜歡抹黑東德。結果呢?大家都知道自己被騙了,但真相究竟是什麼,誰也無法確定。
東德和蘇聯的宣傳敘事,不見得是說服人民相信單一版本,而是製造混亂與懷疑。只要製造大量矛盾的資訊,人們就會疲於分辨,放棄分辨真假。
刻意淡化經濟衝擊
災害過後,史塔西最擔心的反而是經濟衝擊。隨著放射性落塵的消息傳開,東德民眾開始擔心本地農產品與乳製品的安全:學齡兒童拒絕喝牛奶,消費者也頻頻打聽蔬果是不是溫室栽種。這些產品的銷量全面下滑。
大批商品滯銷,東德政府不得不思考對策:是否繼續販賣受污染的產品賺錢。史塔西提出的解方,是全力出口到西德。他們在內部文件中主張,這樣就能把放射性物質「分散」到更多消費者身上,避免單一地區攝取過量。

但很快就碰壁了。西德迅速修改邊境規定,禁止輻射值過高的車輛入境。東德只好命令基層史塔西人員,親自清理受到污染的車輛,也就是說,政府明知輻射風險,卻依然罔顧自己人的安全和健康。
東德這套出口策略,其實是仿效蘇聯。只不過,蘇聯並不是把污染食品外銷到國外,而是分散送至國內各地,「唯獨不包括莫斯科」。

假訊息成為最大的破口
史塔西成立於1950年,一開始,許多成員對東德體制仍滿懷信心,相信會打造更公平的社會。
經歷過納粹德國的恐怖年代,許多年長的史塔西成員相信,唯有東德,能打造更公平、更正義社會。但到了1980年代,這種信念所剩無幾。許多史塔西做這份工作,只是獲得一份還不錯的收入,以及政府特權帶來的種種好處。
因此,不少史塔西開始幻滅,失去熱情。
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幾個月後,抗議者衝進史塔西總部,幾乎沒受什麼阻攔,這並不令人意外。共產陣營瓦解當然有多種原因,但車諾比事件處理失當,無疑大大加劇了民眾對各自政權的不信任。
核災爆發後,東德刻意操控資訊,反而讓人民更加確定:國家沒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願意為了表面形象,犧牲人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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