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核廢料處置難題，經濟部去年成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原訂目標去年底提出「高階核廢料選址條例」草案，但進度陷入遲滯。辦公室主任杜文苓接受《環境資訊中心》專訪首次談及草案內容，並分享今年的推動方向，將著重在社會溝通。辦公室於去年底進行的民調顯示，社會對高放的認知比例還很低，具正確知識者不到兩成。
杜文苓談草案 回頭機制與縮小公投範圍尚在研議
日前媒體報導，經濟部研擬在高放選址草案中設計回頭機制、縮小公投範圍等方向，引發社會關注，但草案內容目前未獲經濟部證實。杜文苓指出，辦公室僅是提供技術面的立法建議，能不能推行還要看主管機關經濟部的評估，加上近期各界關注關稅議題，對於進入立院這一步「還沒有信心」。
杜文苓也說明，目前的高放選址條例草案有包含民間版本的「雙向學習機制」，也會要求必須先有地下實驗室，相關地質探勘會有法源支持；並且會搭配《原基法》、《環評法》等規範。回頭機制與縮小公投範圍方向則還在討論中，並且牽涉跨機關協調，「比想像的複雜」。
杜文苓表示，草案參考的過去經驗包含低放選址遇到的問題，從5月成立辦公室至今，短短半年的時間開了60～70次會，除了行政機關，也和中選會、民間團體開會，進行多次協商。最後推出的內容不一定讓各方覺得最完美，但必須是對行政單位可操作，同時也是民間覺得理想的條件。
對於回頭機制與縮小公投範圍方向的困難，杜文苓舉例，過去地方同意公投的機制可能引發爭議，假設選址在台東達仁，公投涵蓋整個台東縣，但實際上屏東牡丹的距離也很近，偏偏是遙遠的台東市可以投票，這是不是合理的公投範疇？
雙向學習機制則是希望不同於過往的重大政策只有諮詢、公聽會等程序，要透過雙向平台讓公部門與當地社區都能溝通學習。
核廢選址 回饋金不只是一次性給錢
在民間版本草案中，一大亮點是給潛在場址地方100億元的獎勵金。杜文苓強調，先前也有參與民間版本的討論，民間團體其實是希望透過孳息的方式長遠補償。辦公室正在研擬的草案回饋機制，方向上與民間版本類似，同樣考慮完整永續的配套。
杜文苓說，回饋機制不見得是給一大筆錢，可能是一種地方的發展計畫，透過基礎建設自給自足，或是以公共資金比例計算等更具彈性的方式。如果一次性給50億元、100億元，錢可能隨著時間通膨變薄，必須思考的是核廢選址背後的倫理哲學，要如何給錢、如何跟未來地方發展綁定關係，如何讓地方的「承擔」轉變為不同資源形式。
杜文苓補充，參考各國的回饋補償機制也都不一樣，例如瑞典選址選到的地區給比較少錢，因為官方認為「處置場未來會有更多資源投入」，反而是未被選中的地區需要補償金。她強調，由此可見人類對高放處置長達萬年的時間還有不同想像，一定要「Out of the box」（跳出框架）來思考，要讓社會更多人知道可以共同來解，不是操之在少數人。
核廢認知率不及兩成 優先處理社會溝通
核廢選址攸關賴政府核電重啟的三大條件之一：「核廢有解」。杜文苓指出，推進法案要「天時地利人和」，目前社會在基本認知不足的情況下，可能誤以為乾貯就是最終處置場，對於「有解」的定義需要優先溝通。辦公室也將優先完成資訊擴散，釐清社會的爭點在哪。
政治大學創新民主中心（CID）執行長林俐君補充，輿論調查發現，經歷823核三重啟公投後，社會對於「乾式貯存」的討論聲量有大幅增加，可見社會對核廢的認識不再只有聯想到蘭嶼的黃色桶子。但正確資訊還是沒有完整傳遞，辦公室於去年11月到12月期間執行的民調就發現，社會對高放的認知比例還很低，具正確知識者不到兩成。
林俐君指出，這個數據與過去每兩年做一次的長期民調結果差不多，顯示認知程度「長期處於低迷狀態。」她說，今年目標舉辦更多訪談活動、分享資訊，觸及更多專家、地方社區，或是不特定公眾。此外，今年適逢選舉年，相關資訊可以在選舉過程中被討論，也將開發新的溝通工具進入社區蒐集意見，「民調提醒我們要有更多策略溝通方法，不能只有起草法案的環團關心。」
重啟公投、新興核能變數多
隨著核三公投落幕、台電核電廠現況評估報告完成，社會對於核電重啟的討論越發強烈。杜文苓直言，重啟對於工作「不可能沒影響」，因為核廢料處置的規劃前提，必須是先知道「要存多少？」
若未來引進新興核能技術，如小型模組化反應爐（簡稱SMR），其法規機制可能與傳統核能完全不同。杜文玲提出，到時候可思考與國外賣家進行談判，例如提供設備技術的同時也提供核廢料處理服務；這需要新的治理模式，也會牽涉到台灣產業鏈，無法沿用過去的經驗。
杜文苓強調，事實層面來看，台灣就處在「非核家園」，但實質上尚未發生核電重啟，辦公室對此抱持觀察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