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個國際現場說起 ：「打殘、身障」在當代藝術中的系譜、機構化與未竟之業

從1970年代柏克萊街頭的靜坐、到2024年威尼斯的示威式展場，再到2026年東京宮的機構承諾，「Crip」走過了一條從街頭政治語彙、到學術理論框架、再到國際機構核心議程的漫漫長路，「通達性即方法」的原則逐漸從邊緣主張，成為可被寫進預算與合約的機構慣例。但正如波蘭館以聾人文化自主立場，與「身障」框架保持距離所告訴我們的，這場運動從未打算、也不應被收束成單一、和諧、可被機構輕鬆消化的敘事，而是持續逼問、「Cripping」每一個藝術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