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苾洛（Gisèle Sapiro）現身「文學社會學到台灣」系列活動的第三場，是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的「圓桌論壇」。論壇主持人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史書美、與談人則是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張誦聖。史書美的華語語系研究、張誦聖的當代台灣文學場域研究，皆是台灣研究與世界對話的重要橋梁，此次齊聚一堂別有意義。
主持人特別從兩位與談人的著作談起，聯結台灣因緣：張誦聖《現代主義與鄉土對峙：當代台灣小說》及《台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都在美國重要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台灣文學研究躍進英語學圈的重要成就。夏苾洛有9本法文論著，《文學社會學》被譯成9種語言，最新的由台灣翻譯出版中文版，彰顯台灣有不同於中國的學術引介地位。
這場論壇焦點放在「世界文學」，直問在全球化時代，文學如何橫越世界邊界、對台灣意義何在？史書美形容兩位與談人彷如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知識地圖，難得在台灣偶然交會。
➤張誦聖的歷程：從文學的內部研究往外看
張誦聖先開啟話題，從2023年《文學社會學》一書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出版談起。她說，文學社會學在美國並不受歡迎，因此有書評特別指出：「這是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的第一本教科書。」張誦聖認為，這本書可能改變美國學界研究文學的生態。
張誦聖從個人學術歷程回望，反思世界文學流通下的制度脈絡及學術文化。她憶起自己1970年代在台大外文系讀書時，主流的文學研究方法就是形式主義、新批評等「內部研究」。她後來赴美並在1990年代初寫完第一本書《現代主義與鄉土對峙：當代台灣小說》（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分析戒嚴時期國民黨的文化特徵，就特別想跳出形式主義與新批評，因此用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理論。
不久後的1994年她回台灣，台灣主流文化正因解嚴而有巨大重構，張誦聖也準備以此題目寫第二本書，並尋找理論框架。當時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甫被翻譯為英文，她一讀即心想：「就是這個了！」
布赫迪厄鼓舞了張誦聖方法論的意識，場域理論讓她學會看宏觀全局。但張誦聖也體會到，資本（Capital）、慣習（Habitus）理論如何用在不同分析單元、不同層次尺度，才是最困難的步驟。因此她稱許夏苾洛《文學社會學》一書在方法論上引介各跨越層次尺度的運作，並掌握層次轉換、尺度轉換的方法，是「內部」文本分析與「外部」社會學分析的極佳橋樑。
➤典範轉移：文學社會學在美國的挑戰
張誦聖指出，美國的文學研究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發生典範變化，過去主流的客觀性內部分析，遭受理論性研究的挑戰，尤其是來自後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性別研究等思潮的挑戰。然而話鋒一轉，張誦聖指出自己隱然察覺，美國學術文化似乎不利於布赫迪厄的理論生根。她常在課堂遭遇學生質疑，因為學生未必喜歡偏離「純粹審美分析」的取徑。
張誦聖再舉1993年美國比較文學學會（ACLA）一場激烈辯論為例，報告書在1994年出版為《多元文化主義年代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指出當時的多元文化主義突受到擁抱，但也引發明顯反撲，甚至有激烈言詞痛批「我們厭倦了為那些關於過度政治化的辯論……我們對狹隘的理論與社會學感到共同的惱怒。」
張誦聖以這個1990年代美國的狀態詢問夏苾洛，《文學社會學》第一章介紹的理論史，提到不少過去對文學社會學很有貢獻的扎實研究方法，但很多可以開創新途徑的方法似乎沒有延續下來。她想了解，是否因90年代進步主義與介入性格的「後結構主義」風潮給阻斷了？
張誦聖強調，這不只是個人的疑問，2015年左右，美國學者費斯姬（Rita Felski）即在《批判的極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質問過去30年的文學研究是否是「向下挖掘與向後退步」？也有人提出現在的文學研究包山包海，是否有「過大的危機」（crisis of largeness）？該怎麼看待這樣的質疑？
➤夏苾洛的歷程：從比較文學到文學社會學
夏苾洛回應張誦聖的疑慮，認為兩人有共同的研究關懷，沒能早點相遇的原因正是「制度脈絡的條件」——因為學界慣常按照研究地理區域或對象劃分，研究歐洲的學者遇到台灣文學專家的機會極小。夏苾洛說，她先是透過魏簡（Sebastian Veg）的介紹接觸漢學家，了解這塊地理區域，再透過翻譯本書的蘇碩斌和劉展岳，才因緣際會來到台灣。
呼應張誦聖，夏苾洛也從個人歷程、制度脈絡與學術文化談起。她早先接受的是比較文學訓練，且偏理論與哲學。後來讀到布赫迪厄1971年的文章〈文化生產的市場〉，透過慣習（habitus）理論接上哲學，轉而接受布赫迪厄指導攻讀博士，才接觸社會學。她是在擔任助教時一邊教社會學、一邊讀社會學。
夏苾洛的博士論文即後來的專書《法國作家之戰》（The French Writers' War, 1940–1953），提問二戰納粹佔領期間，法國文學作家如何做選擇，面對高壓政治審查時，如何在自主性（autonomy）與他律性（heteronomy）掙扎文學的尊嚴？她採用質性及量化混合方法，蒐集185名法國作家資料後，根據社會屬性、場域位置、政治立場進行編碼，展開類似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的分析。
夏苾洛說，博士論文寫完後，她成了20世紀法國文學的歷史社會學家。但她感嘆，現今法國社會學界研究方法的主流已是偏美式、當下主義式的取徑，不僅歷史社會學有點邊緣，文學社會學也很邊緣。因此，夏苾洛捨棄和社會學界對話，轉向與法國文學研究、法國史學研究者交流。她也發現，在美國如康乃爾、哈佛、紐約、杜克，以及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都有對布赫迪厄理論及理論如何應用感興趣的人。
第二本書討論《作家的責任》，問題意識源自法國在二戰後對文學的整肅審判（purge trials），有些曾與德軍合作的作家被判死刑。夏苾洛在德國曾遇到學生提問，「怎能因為一個作家寫了些想法就審判他？」
夏苾洛也想知道為什麼「文字的象徵權力」被認為危險到可致死？她對「相信文字具有象徵權力」的信念展開系譜學探究，最後指出作家身兼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y）與道德責任（amoral responsibility），兩種責任的選擇及決定，塑造不同時代文學形式和社會制度的因循或變革。
這也是夏苾洛對布赫迪厄理論的補充，因為布赫迪厄關注抵抗「市場」他律的自主化，而夏苾洛則關注抵抗「政治」他律的自主化。
夏苾洛最後談到新近的「翻譯」研究，她結合量化、訪談、接受史等方法，輾轉促成翻譯研究學界出現一波「社會學轉向」，後來更獲得比較文學界的關注。說來有趣，透過社會學路徑的翻譯研究，夏苾洛竟又重回最初起點的比較文學社群。
最後，夏苾洛回應張誦聖的「尺度轉換」問題。夏苾洛說，「場域理論」確實可讓研究者在宏觀層次（macro level）、中觀層次（meso level）到微觀層次（micro level）之間游移並觀察不同現象。以翻譯研究為情境，宏觀層面可觀察翻譯語言的流動，微觀層面可觀察編輯如何決定翻譯某一本。那麼，如何從微觀決定連結宏觀流動？場域理論即可幫助串連不同的「時間尺度」，循線察看個人選擇其實是結構的產物。
➤世界文學由誰決定？「東亞文明區塊」的提案
進入第二部分討論，主持人史書美從在場三人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談世界文學，究竟是什麼構成「世界」？台灣當然屬於世界，但顯然這個世界和美國或歐洲的那個世界並不同。
張誦聖對此回應，她認為達穆什（David Damrosch）、卡莎諾瓦（Pascale Casanova）等人推動「世界文學」的20世紀末這個特別時點，也是一種「後後殖民」（post-postcolonial）的現象。她推論，20世紀末的後殖民與多元文化主義帶來強大的「去中心化」能量，也使美國文學研究者去思考，要如何超越長期仰賴的歐洲中心主義？如何勾勒更全面、更包容的世界文學圖景？
此時，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長時段研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乃被發現，因系統性分析全球尺度的文學現象，好像就可包容邊陲文學。
然而張誦聖也指出，這個世界文學的概念，如卡莎諾瓦《世界文學共和國》一書指出支撐世界市場的文學空間約在16世紀形成，依然不脫西方中心。以東亞世界為例，19世紀中葉後才接觸西方，依循西方模式建構本地化版本的現代文學和出版體制，這或許也需要省思。
張誦聖接下來指出一種「對文學權威態度的轉變」，也就是察覺「自我」面對「他者」的支配，並質疑過去篤信的「文學價值的格林威治子午線」。日本的明治時期、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台灣的現代主義時期，應該都是對文學權威態度的轉變。
張誦聖認為，台灣現代主義作家，如余光中、白先勇、王文興，都曾汲取中國的前現代美學資源進行書寫實驗。從這個角度看，東亞或許有一種世界文學形成過程的「共同作者」（co-authorship）。張誦聖因此提出一個方法論上的構想───借用杭廷頓的概念，東亞有一個文明區塊（civilizational block）可作為中層尺度的分析框架，不要侷限在西方16世紀開始的狹義現代，而是去分析更早的古典傳統，如威廉斯主張的殘餘文化形構（residual cultural formations）、去研究前現代文化的沉積如何形塑後來的文化生產。
夏苾洛針對這個構想回應，可以再區分「行動者對時間性的感知」與客觀化的「社會歷史時間性」。如卡莎諾瓦說的，行動者內化的「落後感」（backwardness），也就是行動者將巴黎視為前衛、自身視為落後的時間性感知，並不同於客觀事實的時間性。
有時一種制度消失後，其實踐模式會殘餘下來，所以長時段的時間性，才會與場域的中時段時間性（如出版實踐、目錄）、短時段的時間性（如個體行動者的策略、談判），都相互糾結在一起。因為這些時間性是相互嵌合的。
夏苾洛再補充，地理空間性也是相互嵌合的。全球化影響地方生活世界是重要問題。文學的「比較主義」研究取向，過去被批評是在掩蓋「西方文明也有其他國家文學的貢獻」，例如忘記了法國文學是藉由翻譯拉丁文學而建立，也在掩蓋民族國家建立之前曾有共享文化，例如拉丁學術圈。所以，夏苾洛認為張誦聖提出「文明區塊」作為轉換尺度的「中觀」概念，將非常重要。
夏苾洛說，「世界文學」為比較文學引入了全球流通的視角，但未必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比較」需要實踐的檢證，例如抽象的場域理論，必須有實證去察看場域的邊界——實際上誰屬於和不屬於這個場域？還有他們之間的鬥爭。因此世界文學的提出，重點不在定義，而是促使「界定框架」本身問題化，進而迫研究者不斷省思世界文學是什麼。
➤在多極的世界，思考台灣文學的雙重邊陲
論壇最後，主持人史書美循著張誦聖頗具啟發性的「文明區塊」構想進一步思索，當代的台灣恐怕已經不是擺脫單一中心的問題，而是置身在中國崛起與西方霸權的「雙重邊陲」的問題。史書美因此詢問二位與談人，如何修正或思考文學的多極（multipolar）世界？
針對多極世界的問題，張誦聖回應，文學史家不僅要關注當代，如現今美中敵對局勢，更要觀察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後殖民論述引入台灣之前，當時的人並不在乎國與國之間的階序關係，而相信只要做好自己，之後就能弭平階序。這其實是國家內在的跨國殖民狀態。
張誦聖釐清，這就是為什麼她要針對達穆什的世界文學定義「在原產地之外被翻譯和流通的文本」提出質疑，也因此支持「跨國文學」應是比「世界文學」更適當的理論詞彙。
夏苾洛也很關注台灣「雙重邊緣」的議題，並表示很樂意參加這種主題的研討會。她認為「另一個中心」的想法非常關鍵，因為地緣政治、經濟與文化議題並不總會「對齊」。她同意，不僅僅台灣受到威脅，西方長期自詡的人權、現代性等典範也已受到挑戰，首當其衝的竟然正是美國。夏苾洛說，我們似乎面臨某種「迷失在翻譯中」（lost in translation）的體系轉換與溝通困境了。
100分鐘的圓桌論壇結束，史書美在座談尾聲感謝所有人的參與，她更以有力的提問，點明台灣的社會歷史：為什麼在雙重邊陲對話如此美好？共同的答案是，邊陲更加民主，讓每一個人能齊聚在這裡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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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夏苾洛（Gisèle Sapiro）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歐洲社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歐洲人文自然科學學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亦為CNRS出版社「文化與社會」叢書主編。研究專長為知識分子社會學、文學社會學與翻譯社會學。 譯者簡介：蘇碩斌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專長為臺灣文化史、文學社會學與創造性非虛構寫作。 譯者簡介：劉展岳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CLO）專案副教授、臺灣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表演藝術民族誌博士。研究專長為跨文化表演藝術、臺灣語言作為對外第二外語教學，近期專注在臺灣學發展與文化外交議題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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