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日本新聞，報導因缺工，有地方客運業者招募高中畢業生，加以訓練成為客運司機的新聞報導。
畫面上青澀的高中生坐在公車司機駕駛座，認真的在教練場中練習，客運業者也認為往下從高中畢業生找人，其職業生涯將更長，可以彌補目前特別是偏鄉客運找不到司機而停駛的困境。
筆者看到這則新聞，馬上想到台灣公車與客運業者也都嚴重欠缺駕駛，培訓高中畢業生有沒有可能？答案當然是：絕對不可能，因為高中（普通科與專業群科）畢業生幾乎都直接升學了，那為何日本高中生沒有？
第二個聯想：那日本的客運業者對高中畢業生投入龐大訓練成本，難道這些畢業生不會學會之後就跳槽落跑到其他客運公司嗎？本文將嘗試解開上述的疑惑，並為台灣的青年就業政策提出一些建議。
▌學歷至上的盲目追求
台灣在人口迅速老化之下，勞動力逐漸短缺，因此目前政府大力推動鼓勵高齡者就業以及女性二度就業的相關政策。除此之外，台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盲目追求文憑主義之下，台灣的青年勞動參與率，遠低於歐美日各國。
而目前台灣高等教育學歷通膨而快速貶值，同時，私立大學因少子化招生困難而紛紛倒閉之下，台灣是不是有可能擺脫學歷至上的思維，提升青年勞參率？
台灣在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強制國民必須就讀國中完成學業，至於 2014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則是把高中職教育當成個人權利。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22 年當年國中畢業生有 195,409 人，繼續升學就讀高中普通科與專業群科有 194,819 人，升學率達到 99.7%。
由於國中是強制性義務教育，而又有 99.7% 直接升學進入高中，這等於是，台灣在高中畢業約 18 歲之前，除非是就讀建教合作班的建教生，幾乎無人投入全職的勞動力市場就業。
▌台灣 15-19 歲的勞參率長期低迷
個人受教育的年限延長，代表進入就業市場的時間也往後延遲。台灣社會的文憑主義與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台灣青年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的時間點，一直往後拖延，觀察 15-19 歲與 20-24 歲勞動參與率的長期下滑趨勢，就能得到印證。
15-19 歲的勞參率，其下降的幅度最大，從 1978 年的 44%，持續下滑到 2024 年的9.3%，等於是這四十五年來，從九年國教擴增到 2014 年 8 月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十九歲約為高三學生，可見在高中生就學期間跨入就業市場的人數很少。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 2023 年度畢業的高中生升學率 96.36%、高職生 82.64%，兩者平均升學率達到 89.5%，這數字與上述 9.3%的勞參率相符合。由此可以推斷，我國高中職生約有10%，畢業後直接就業。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調查統計，2025 年三月畢業的高校生（包括普通科與職業科）總計約有 94 萬人，不升學想要直接投入職場就職者有 12.8 萬人，等於有 13% 的高校生選擇畢業後就業，高於台灣的 10%。
而這 12.8 萬想就業的高校生，有 9.9 萬人在還沒畢業就已經獲得企業內定，畢業後將直接就業，就職內定率約為 77.3%。
在日本獲得企業內定的工作，都是正職、可長期穩定就業的正式會社員，不像台灣的高職生畢業後，即使獲得全職工作，也是低技術性的低薪職缺，很少能在企業內部獲得在職訓練培養技能，而逐步獲得晉升的機會。
▌20-24 歲勞參率自 2016 年起顯著提升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20-24 歲勞動參與率，從 1978 年的 65.1%，先持續上升到 1987 年的 69.2% 的高點，在 2009 年觸底達到歷年的最低點 49.6%，接著就開始從谷底反轉緩慢逐步提升 ，但從 2016 年開始，很明顯提高的幅度開始增加，到了 2024 年已經提高到 60.4%，這等於是回到 1996 年的水準。
台灣歷年 20-24 歲的勞動參與率，從 2016 年開始，有顯著大幅提高的趨勢，到底要如何來解讀這趨勢？勞動部在 2023 年的青年勞動統計報告書當中指出，「112 年則非勞動力 50.5 萬人，較學生數 58.1 萬人少 7.6 萬人，顯示學生打工比率有上升趨勢。」
不過上述這數字，無法區辨 20-24 歲勞動參與率的提升，是如官方所說是大學生打工人數增加？另外是否有可能有更多的高中生畢業直接進入就業市場？或是參加大學產學合作一邊讀書一邊投入正式就業市場的人數增加？這是否代表，台灣大學學歷在高度膨脹後迅速貶值，高中生畢業生是否已經不再迷信大學文憑？值得進一步探討。
跨國比較 2023 年 15-24 歲的青年勞參率，我國的 36.4%，遠低於日本 64.5%、美國 65.7%，僅僅略高於韓國的 29.6%，與新加坡的 36.5% 相當。
由此可見，受儒家文化圈影響的台韓新三國，追求文憑主義浪潮之下，15-24 歲的青年勞參率嚴重偏低，低於 OECD 國家平均該年齡層勞參率達十個百分點，更低於日本與美國將近二十個百分點。
▌高等教育擴張並沒有改變既有階級複製
台灣追求文憑主義，在九零年代後期所掀起的高等教育高度擴張之後，到底有沒有改善普遍階級向上流動？
有關這個議題，學者張宜君與林宗弘在 2015 年發表的《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續的不平等 》一文當中提到，台灣在 1996 年起大學從 38 所暴增到 2011 年的 116 所，專科改制成技術學院與技術學院改制成科大，是這波高教擴張的主力。
不過九零年代的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充，並沒有帶來階級向上流動的效果。
這篇論文以中央研究院「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庫」 的歷年量化資料分析發現：
「高教擴張導致大學水平分化，優勢階級子女就讀篩選性高且教學資源充裕的公立一般大學、進而增加繼續就讀研究所的機會，而中、下階級家庭子女易進入學費較高與教學資源相對缺乏的私立或技職大學」，進而造成「臺灣高等教育擴張政策幾乎沒有改變既有的階級複製， 反而使之以更隱晦的方式延續。」
所謂大學產生「水平分化」現象是指，高等教育被分化為：公立一般大學、公立技職大學、私立一般大學、私立技職大學及專科等五類，結果使得「中、下階級背景學生大量進入私立技職大學」，而「優勢階級背景的學生仍有穩定的機會進入競爭最激烈的公立一般大學」。
同時，「弱勢階級出身者投資大筆學費接受高等教育，在私立技職大學畢業後，卻難以在勞動市場中獲得回饋，其薪資偏低又面臨高負債的窘境。」
▌企業必須放棄唯學歷任用主義
綜上所述，台灣在九零年代的高教擴張，形成大學的水平分化現象，不但無法階級翻轉，反而形成我們最不願意見到的階級複製結果，讓弱勢階級出身的青年背負龐大的學債，未來就業又必須馬上面對低薪的職缺。
這不禁讓我們反思，這被吹捧出來的大學學歷騙局與文憑迷思，是否應該到了必須翻轉的時刻了。這個惡性循連，必須先從企業端做起，企業必須先放棄唯學歷任用主義，以技術能力用人唯才，更進一步厚實企業內人才培訓系統。
唯有先從企業界翻轉傳統觀念，拋棄學歷至上的迷思，家長才會跟著覺醒，進而放棄盲目追求高教文憑，青年才能適才適用，發揮所長，不再背負無謂的學債，如此也才能為提升青年勞參率，為台灣高齡化與少子化所形成的大缺工時代，注入新活力。
至於本文開頭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企業投入資本訓練後，如何留住勞工，台灣的技術養成應該走向何種模式?筆者將留待下篇文章進行探討。
作者：張烽益，現職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長期投入勞資關係、勞工保險與勞工政策法令研究，近年參與職災保險、最低工資法的立法倡議。
延伸閱讀：
